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哲学方法论中,把握它的二重性是很重要的方法。世界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经济全球化把世界的一体性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并没有取消多样性。我们需要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考察来把握世界的多样性。
第一,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和反超越的二重性。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阶段,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在经济全球化刚刚兴起时,民族国家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那时候,中世纪欧洲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随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到来而逐渐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而实现这一转变的最有力的工具曾经是民族国家。市民阶级手中的商品、货币、市场乃至远洋交通工具的本性都是超越国界的,但市民阶级向外扩张的基地仍然是民族国家。当不同民族的资产者为争夺海外市场而不得不最后诉诸武力时,这种冲突便采取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形式———在“爱国主义”(本质上是沙文主义)的口号下让不同国籍的劳动者去互相撕杀。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和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世界”(《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第168页)。其原因主要有:1、生产社会化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至经济、通信、环境污染、文化的创造和利用等单靠民族国家的调控已经不够了。全球市场竞争和效率的压力要求废除一切形式的民族贸易壁垒,确立国际调控(超民族国家的调控)以代替国家对自由贸易的干预。2、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本性就是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它进行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获取的消极界限。3、在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同步进行的今天,客观上存在着的一种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所需要的“非民族国家化”。欧洲联盟和欧元区的出现是非民族国家化的成功事例。与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趋向并存的是坚持民族国家的界限的力量。发展中国家属于这个阵营。尽管经济的全球化是客观的不可抗拒的趋势,但是从全球化中引伸出非民族国家化的普遍结论却不能为它们所接受。原因是民族国家在近代欧洲所扮演过的保障本民族现代化的角色,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抗拒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仍然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世界并没有过时。不过,笼统地说发展中国家反对任何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事业,也是不妥的。发展中国家不应拒绝作为生产社会化发展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而应当参加进来,从中获得自己的发展的机遇。参与全球化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但是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是不能超越的。当跨国公司把民族国家的主权、界限看作其积累剩余价值和资本的消极界限时,发展中国家更应保持警惕。
第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二重性。经济全球化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反全球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反全球化是由各种复杂的力量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现象。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都以反对全球化为其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反全球化是由全球化的存在而产生的。首先是全球化自身带来的两极化趋势———全球化无疑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但是这个不断扩大的“蛋糕”是按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原则来瓜分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最穷的5个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从2.3%降到1.4%。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20来个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这就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批评者或反对者。其次是工业发达国家中的部分劳工。20世纪的西方,工会的力量有过大的发展。但是过去的20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工会的力量逐渐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因为全球化使公司可以将工厂设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这就削弱了国内工会的力量。发达国家中的蓝领工人的就业无疑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最大。再次,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使地球生态环境恶化加剧,而时间和距离也不再是各种病毒在全世界扩散的障碍。
第三,全球化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生产社会化趋势的全球化将普遍存在于今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但是今天的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却是暂时的。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会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后者将以新的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而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未来。所以今天的全球化的社会形式相对于作为生产社会化趋势的全球化来说,是特殊的。必须做这样的区分,才能使社会主义者理直气壮地坚持全球化的观点。